黎加

我贪恋俗世的温暖,又厌恶它的粗鄙。


我不等你
我第一次见她是在街角的咖啡馆,她在那里当女招待。当时我点了一杯咖啡,坐在靠窗的位置,看街上的白鸽。她忽然走过来,用标准的英语对我说:“先生,本店不允许抽烟。”我愣了一下,手忙脚乱地熄了烟,不住地道歉。“谢谢。”她微微弯了下嘴角,权当是微笑,就走回吧台。
我开始看她。她留着一头半长的卷发,脸上精心修饰过,穿着店里的制服,穿梭在各个顾客之间,端盘子递杯子,铺餐布,往花瓶里加水,扔掉枯萎的玫瑰。等她空闲下来,她就会坐在吧台后面发呆,直到再次被人叫走。
她显然不是美国人。当然,严格来说,我们都是移民来的,没有谁是真正的美国人。但她的气质太过独特,在这里与所有人都格格不入。而她似乎也不打算融入我们。后来我经常去那家咖啡馆。很多次我看她拎着大大小小几十个包裹穿过街区,可她自己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得到改善。
这样过了几个星期,当我再次走进咖啡馆,刚刚坐下,她就径直向我走来。当时我还想,我今天可没抽烟啊。“先生,你已经这样看了我几个星期了。”她微微偏着头,狡黠地看着我。我也看着她。她的眼睛蓝色偏紫,看久了会有忧郁的感觉。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的幻觉。那里面包含的东西是激烈、尖锐的,一般人承受不来。我也无法承受。
“因为……你的眼睛……很漂亮,像宝石。我很喜欢。”她眼里有光闪了一下:“谢谢,我家乡的人们也喜欢称赞我的眼睛,说它们是天空流下的眼泪。”“真浪漫……你的家乡是?”“法国,法国的一个小镇。”她低头,“还是一杯咖啡吗?……好的,稍等。”端上来的除了咖啡还有一盘点心。“这是我赠送的,感谢您赏识我的眼睛。”那盘甜点看起来是些彩色小圆饼。味道过甜,我有点担心自己的血糖。我点点头:“很好吃。”她指指咖啡:“觉得过甜的话可以配点咖啡,会好很多。”
今天咖啡馆人不多。“你来了多久了?”“1940年来的,两年多了。”她往杯里倒咖啡,脸就藏在雾气后面,烟雾缭绕,温暖,潮湿。她是在法国陷落前离开的,算是明智之举。她和母亲来到这里,但母亲不久就去世了。她没提她的父亲。
时针慢慢往前爬,爬到晚上。她抬头看了看时钟,对我说:“我们要打烊了,先生,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?”“呃,嗯,我……”“那我来说吧,”她解下围裙,套上大衣,“先生,我今晚有空,你不打算约我出去吗?”她的眼睛反着光,叫人想起猫。
于是那天晚上我和她去了中央公园。这时是十一月初,晚风吹在身上很有些冷,Fransoas的兴致却很高。哦,我忘了说,她叫Fransoas·Bonnefoy。这个名字很常见。她耸耸肩:“反正在你们美国人看来,外国人都一个样。”“这可是偏见。名字常见不代表人常见。”她时不时弯腰在灌木丛中寻找什么,起身时手里就多了几颗野樱桃。“母亲喜欢做果酱,家里常年有果子的甜腻味道,小时候只觉得厌烦,现在却有点怀念。可惜只找到这么点,不好做的。”她自顾自地说着,也不期待我的回应。这时候的纽约在睡觉。我打赌,除了我们,全美国的人都睡着了。只有我们,在中央公园找还没掉的野樱桃。
世界在陷落,我们却开始恋爱。
第二天我去时,她在听收音机。“盟军挺进卡萨布兰卡了。”“是的。”“你不高兴?”“没有。”“可你一点儿也不兴奋。”“我为什么要兴奋?或者说,我为什么要表现出兴奋?我心里知道就行了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世界,我没必要表现得像个小孩子一样。”
她要我带她去酒吧。酒吧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狂喜氛围,她没加入他们,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酒。然后她出去,我跟着她。她靠着根柱子,问我要烟。“你不是讨厌烟味吗?”“是的,可是我现在想抽。”我给她一根,替她点上。她一吸就开始咳嗽,咳得整个人都颤抖。她捂着脸,蹲在路边,很久都不起来。
她喝了太多的酒,说不清地址,我只能带她回我的家。路上她唱歌,语句含混不清,仿佛是法语。后来我问她,她说那是一首童谣,她只会这一首,因为她母亲常常唱这首歌哄她睡觉。妈妈唱着歌哄他们睡觉,等他们长大,他们又用同样的歌哄他们的孩子睡觉,延续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我把她安置在卧室里,去厨房开热水,想接点水给她洗脸。墙壁里传来轰隆隆的声音,大得吓人。这种老式公寓就有这种毛病,总让人觉得会垮掉。我又听见更大的响声。是从卧室传来的。我跑回卧室,看到她摔到地上。我想把她抱回床上,可她突然开始尖叫,并且抱着头往角落里缩。“让它停下!停下!”“什么?”“求你了,让它停下!”我终于明白过来,跑回去关掉热水。轰隆隆的声音停止。她安静下来,但仍旧不肯上床。我能怎么办呢?一个醉酒的女人力气比我还大。我陪着她坐在冰冷的地板上,把灯全部打开——惊吓过后她就不肯待在黑暗里了。
这一晚从外面看,这间屋子的灯亮了一夜。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点像大海上的灯塔。她睡得极不安稳,手像鹰爪一样死死扣着我的胳膊。我看着渐渐惨白的天空,想厨房里的那盆水应该已经冰冷如铁。
她睡到下午才清醒点。“我有给你添什么麻烦吗?”我简单讲了一下。“……你一定不能明白吧。”“不,我理解。”她笑了一下,是那种很无所谓的笑:“我们出去吧。”
出去时我带了摄影机。我的本职工作是帮人拍照,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找我了。但我还是会带着机器出去,随便拍点照片。它们也许会成为历史也说不定。Fransoas并不关心我都拍了些什么,她只是想出去转转。就像我也不关心她的那些包裹都寄给了谁,我只是想和她待一会儿,聊聊天。她跟我谈她的祖国,谈春天明媚的阳光,夏天潺潺流过的溪水,秋天一望无垠的麦田,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。我跟她讲我的工作,在纽约的生活,即将到来的圣诞节。但我知道,我们能讲的,只是我们愿意讲的,更深处的那些,我们从未触碰过。这是我们的默契。
她喜欢阳光,总挑没有阴影的地方走。我从摄影机的镜头里看她,总觉得她会消失在阳光里。她停下来,回头:“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,你别找我,也别等我。”“我为什么要找你?”她沉默一会儿:“说得对。”往前走了一会儿,她再次开口:“要是你走了,我也不等你。”“因为不守信用的人太多吗?”“因为我做不到。我是个利己主义者。”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较为深入的对话。
后来我们常常这样出去,她晒阳光,我就在她后面拍街景,夹杂几张她的背影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说一句话,偶尔她会问我什么时候下雪。她迫切地希望下雪,可雪总不来。有时遇上她要去寄包裹,我也会陪她去,帮她拎着,然后在邮局外等她。
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一份信,她从不看,但也不会扔。收到信的那天她会去酒吧,喝得大醉。喝醉后她会哭,哭着哭着又笑,但一句话都不说。每次我都带她回家,因为她从没告诉我她住在哪里。她睡着后会可爱点,但依旧很防备。
一段感情的开始要有仪式感,莫名其妙地开始,最终也会莫名其妙地结束。我想这是对的。我们更像是两个无意间遇上的人,由着时间推着走,谁都不想管以后会怎样。但有些事不是不管就可以的,比如战争,比如下雪。
圣诞节时雪终于来了。我去店里找她,她正盯着窗外的雪看得出神。“啊……你来了……还是要咖啡?”“不,我来请你看电影。”她定住,然后慢慢地笑:“好。”
《Casablanca》,Ingrid·Bergman主演。她看得很认真,银幕上的光映在她眼中,像一整条悲伤的河流。
“像不像我们?”“不像,我们可不需要生离死别。”“很快就有了。”她不说话。
电影结束,别人都起身离场,我和她仍坐着。“Fransoas?”她回头。“我入伍了。新年过后就走。”
火车站送别的人很多。我漫无目的地到处看,暗自希望自己孤身一人的形象不至于太可怜。火车快进站了,我提起行李。然后我听见她的声音:“Hawkes!”她穿着大衣,踩着高跟鞋,扑上来抱住我。我手里提着箱子,只能用一只手紧紧圈住她。她吻了我。仔细想来,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,却是在这种情景下,匆忙又潦草。她附在我耳边说:“你要活着。我不等你。”说完她就跳开去,微笑着看我。真是双猫一样的眼睛。我这么想着,也微笑着看她,说声“再见”,就上了火车。
退伍后我又回到纽约,开了家照相馆,勉强度日。她打工的咖啡馆已经拆掉。纽约和以前相比改变了太多,我认识的地方少之又少,想去的地方更少。于是我整天呆在屋里,偶尔去中央公园转转。
你或许要问“然后呢”,但没有然后。我没有去找她。这是我们的约定。人们喜欢好结局,但我的人生没有好结局,只有无解。我也不想去改变它,强行加上一个尾巴。
如果你仍不满意,那就这样吧:我依旧待在纽约,等待下一次的爱情。
@老相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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